当地时间5月2日，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抵达北京，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。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，自民党“党四役”级别人物首次访华。按照日本媒体披露的行程安排，西村康稔此行主要参观自动驾驶相关企业，与中国经济界人士交流，并未安排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村康稔是在访问哈萨克斯坦返程途中进入北京，整体行程保持克制，没有政治性公开活动。从外交礼仪角度看，这种安排明显不同于以往日本执政党高层访华时的规格。
这一点离不开背景，去年11月，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答辩中公开提及“台海有事”可能影响日本安全政策，引发中方强烈反对。随后，中日高层交流明显降温，政治互信下降，双方原有的沟通渠道基本停滞。换句话说，西村康稔的北京之行，是在关系冷却状态下出现的一次接触。
从时间上看，这次访问释放出两个信号。一方面，日本国内仍希望维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；另一方面，中方并未急于恢复政治互动，而是选择观察日本政策走向。没有高层会面，本身就是一种外交语言，说明政治基础仍未恢复。
对日本来说，中国是重要贸易伙伴，也是汽车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。新能源汽车与自动驾驶成为全球竞争新赛道，日本企业希望保持参与度。政治关系紧张，直接影响企业信心与投资布局，派经济背景浓厚的政治人物访华，本质上是为企业探路。
其次这也是一次试探性接触，日本政府没有安排正式政治议题，而是通过政党渠道进行低级别互动，这样做的好处是风险较低。如果中方态度积极，日本可以进一步推动高层交流；如果反应冷淡，也不会形成外交挫败。从现实政治操作看，这是典型的“观察窗口”。
但问题在于，日本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政治互信不断下降。综合来看，日本至少在三个方面出现明显误判。
首先，日本误判了安全政策与外交关系之间的边界。近年来，日本推动修改安保政策、扩大防卫预算、强化西南方向军事部署，同时又希望维持对华经济合作。这种“一边强化安全压力，一边推进经济接触”的双轨模式，在理论上可以并存，但前提是政治互信不被突破。
然而，高市早苗政府将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本安全讨论范围，这触及中国核心利益。对中国而言，台湾问题属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范畴，不存在模糊空间。当安全议题直接影响政治基础时，经济交流难以独立运行。因此，西村康稔只能参加企业考察，而无法进入政治对话层面。
其次，日本低估了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现实影响。2026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。历史问题并非单纯的记忆争议，而是决定双方战略信任的重要因素。近年来，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动作，再加上有关战争历史的争论，使外界产生疑虑。
历史认知问题之所以敏感，在于它关系到战后国际秩序。中国社会对历史问题高度重视，日本任何被视为淡化侵略历史的举动，都会迅速影响政治氛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日本派出高层访华，也难以迅速恢复政治信任。
第三，日本高估了安全合作在地区外交中的作用。近年来，日本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，向部分国家提供军事装备与安全援助，希望借此扩大地区影响力。但东南亚国家普遍坚持战略自主，并不愿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。地区国家更重视发展利益，而非单纯军事合作。日本若认为通过安全援助即可获得政治支持，显然判断过于简单。
回到西村康稔访华本身，可以看到一种明显反差。日本执政党高层来到北京，却没有政治会谈安排。这并非外交失礼，而是一种政策回应。中方释放的信息很清晰：政治关系取决于政策行为，而不是象征性访问。
事实上，中日关系并非没有合作空间。两国经济互补性仍然明显，在产业链、绿色能源、科技创新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基础。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管控分歧，推动务实合作。但前提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，保持政策稳定。中国态度始终稳定，强调和平发展，坚持通过合作解决分歧，同时明确维护国家核心利益。在涉及主权、安全与历史认知问题上，中方立场长期一致，没有摇摆空间。
因此，这次“特殊安排”并不是拒绝交流，而是一种节奏控制。经济交流可以继续，但政治关系需要基础。日本若希望真正推动关系回暖，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调整：尊重历史事实，谨慎处理安全议题，避免在地区问题上制造对抗氛围。
国际关系往往不会突然改变，而是通过一系列信号逐步调整。一次没有高层会见的访问，也可能成为未来变化的起点。关键不在访问本身，而在后续政策走向。真正决定中日关系走向的，不是访问次数，而是政策选择。外交从来不是姿态问题，而是行动结果。这一次，中方的安排已经给出明确信号。球，仍然在日本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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